从流水线打工到TED开讲 她为深圳女工发声

我希望在深圳有一个稳定的家,当我们把最好的青春奉献给这个城市的时候,也可以在这里安心养老。——丁丽

我希望在深圳有一个稳定的家,当我们把最好的青春奉献给这个城市的时候,也可以在这里安心养老。——丁丽

丁丽(工友们喜欢喊她丁当)16岁来深圳,先后在文具厂、电子厂做过女工;18岁加入公益机构,为工人权益呐喊至今;2015年初她和崔永元一起主持了打工春晚,同年5月,丁丽作为女工代表,在TEDxChaoyangWomen平台带来了一场质朴而有力量的演讲。最近,在深港城市双年展上,她所在的公益组织,展出了一场专属于女工的“摄影展”。

16岁来深圳打工:工厂里是没有隐私的


丁丽是甘肃人,为了供哥哥弟弟读书,她读完初二就去省城打工,当时每个月工资还只有200元。2004年,只有16岁的丁丽跟着姐姐来到深圳,开始了“深漂”生涯。在她的记忆中,那时候的深圳还分“关内”和“关外”,“关内”的一些免费设施,需要暂住证才能进入。于是,有很多年,没有“身份”的丁丽连城里都没去过。“不光没有身份,直到今天,还有很多工友都不知道我的真名呢”。初到深圳时,丁丽尚未成年,她只能用姐姐的身份证进工厂打工。

回忆起在深圳的第一份工作,丁丽总是感慨万千,“当时工厂的管理制度很不人性,每天要上十二个小时,工厂是军事化管理,我们的宿舍的蚊帐、柜子都是统一的,拖鞋、洗澡桶都需要放在指定的位置,自己的衣服不可以挂外面,如果没放好就会罚5元-50元不等。每周发6个热水币,投币才能洗热水澡。”据她描述,洗澡的地方会有一个人负责盯着,看有没有浪费水,如果桶里的水满了,没及时关掉就会被罚款。

 

尽管被监视得很厉害、没有个人隐私,但刚从老家出来的丁丽却仍心怀感恩,“当时工厂包吃包住,还给发工资,就觉得福利太好了。”她说自己那时候肯吃苦、愿加班,第一个月工资就拿了720块,“但我只花了20块钱,剩下的都给姐姐寄回家了。”

如果故事继续这样下去,丁丽无非就跟深圳工厂流水线的千千万万个“女工”一样,转折发生在一本宿舍里看到的杂志《工友天地》,她在上面看到一家为工友服务的公益机构——丁丽开始幻想“总有一天,要改变工厂的制度”。于是,她加入了这个公益机构,开始了自己十多年的公益之路。


“刚开始加入工友之家,去探访受了工伤的工友,给我的冲击力非常大。我亲眼看到很多年纪轻轻的小伙子,受工伤断了手掌、手指,可他们对工厂没有任何埋怨,反而怪自己给老板添了麻烦,到后来抑郁走不出阴影甚至有轻生的念头,却丝毫没有维权的意识。”丁丽至今回忆起来仍觉得工友们的善良程度不可思议。

于是,从加入工友之家的那刻起,身材瘦小的她,开始带领工友去找老板讨要工伤赔偿;乐观开朗的她,开始劝导受到侵害女工友走法律途径维权;公益组织评选“最牛女工”,她就找各种机会宣讲,让更多人了解女工的真实形象。

2015年,她在网络上看到打工春晚招聘女主持人的消息,尽管自己“唱歌会跑调、上台就紧张”,但却第一时间拉上身边几个女工一块儿报了名。“想把女工的声音传递出去,证明我们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丁丽说,这是她一直以来的心愿。面试的时候,丁丽这样告诉导演:“只要提到打工者,外界总会给我们贴上讨薪、维权、素质低等标签。真实的面貌被遮盖了,我们健康、积极的一面没有人知道,因为我们没有话语权。”——这席话为她成功争取到了2015年打工春晚的主持人。

在打工春晚的出色表现,让她同年5月获得了TEDxChaoyangWomen的邀请,与演员伊能静、设计师兰玉、艺术家曹斐等杰出女性代表共同探讨如何改变世界对女性议题的视角。

 

因为曾经的打工经历,让丁丽深切体会到精神生活匮乏的可怕,她在深圳和女工姐妹们组织成立了深圳市绿色蔷薇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把这里变成深圳女工的文化家园标地。她相信,自己所做的一切,能帮助外界了解到女工们也有自己的精神生活,让更多的人重视女工的内心世界和劳动价值。

(女工摄影展在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上展出)

来深13年 至今还不是“深圳人”

 

即使每天忙着为女工们东奔西走,但即将迈入三十岁的丁丽也还是有些迷茫和焦虑,她说自己从04年来到深圳,已经在这座城市生活了十几年,她在这里结婚生子,创立绿色蔷薇为工友们争取权益和保障,但她至今还不是深圳户口,“我的工友圈子几乎都在深圳,和他们在一起生活、工作,让我在这里有了归属感,但因为户口不在深圳,始终让我觉得自己还是‘漂’着的……”

几年前因为儿子读书的事,丁丽曾对这座城市心灰意冷,她学历不高,无法在深圳落户,光是住处,三年搬了七次。那时因为拿不出流动人口婚育证明,她的儿子没办法享受政府补贴,上幼儿园要比同班的孩子多交两千块钱,将来上公立学校也将受到影响。“这座城市始终没有接纳我们,打工者的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问题太多了,我们享受不到城里人的待遇。”之所以拿不出证明,是因为计生部门要求她放宫内节育器才能拿到证明,好在这两年已经慢慢放宽政策,计划生育证明不是强制要求,但是社区里有大量的非正规就业(家政工,钟点工,在家做的手工货等)的女工们却没有办法购买社会保险,没办法办理居住证和小孩上学福利——这让从事女工权益保护工作多年的丁丽觉得:“这是对我们权利的漠视,虽然无力反抗,却不能顺从默认”。

然而城市的冷漠并没有阻挡丁丽继续为女工发声,为了启动明年3月的女工艺术节,丁丽与另一位创办者林琳在今年11月中,骑行跨越了五个省市,通过沿途收集素材的方式,将在女工艺术节现场,展示影像、声音、艺术装置等骑行成果,与不同阶层的人们分享女工剧场的创作和实践背后的故事。

“打工的命运,可能是我们这一代甚至下一代必须要面对的现实,但不公却不是我们必须承受的。”丁丽如是说。秉承着同女工姐妹在艰难中共同成长的理念,为了创造自己和后人更美好的生活,公益,丁丽一直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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