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器官捐献协调员:没有工资 24小时待命

8月6日,5岁男童小东江在吃龙眼时不慎被龙眼核卡住气管。这枚小小的龙眼核使得小东江脸色变黑,无法呼吸,一周以后小东江不幸离世。 虽然小东江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是他的生命却以另外一种方式延续着。 8月14日,医生告诉小东江的父母,孩子的脑细胞已经死亡,回天乏术。父母悲痛之余决定捐献孩子的器官,几经辗转联系到深圳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协调员高敏,在高敏的帮助下,办理完捐献的相关手续,小东江成为了深圳第 811 位眼角膜捐献者,第 213 位器官捐献者,也是自深大医学院成立以来的第 268 位“无语体师 ”(医学院学生对遗体捐献者的尊称)。

8月6日,5岁男童小东江在吃龙眼时不慎被龙眼核卡住气管。这枚小小的龙眼核使得小东江脸色变黑,无法呼吸,一周以后小东江不幸离世。 虽然小东江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是他的生命却以另外一种方式延续着。 8月14日,医生告诉小东江的父母,孩子的脑细胞已经死亡,回天乏术。父母悲痛之余决定捐献孩子的器官,几经辗转联系到深圳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协调员高敏,在高敏的帮助下,办理完捐献的相关手续,小东江成为了深圳第 811 位眼角膜捐献者,第 213 位器官捐献者,也是自深大医学院成立以来的第 268 位“无语体师 ”(医学院学生对遗体捐献者的尊称)。

2012年11月10日凌晨,高敏和遗体捐献者李其发先生的爱人和儿子借助手机和煤油灯的昏暗光线,办理捐献手续

文/张子怡 图/高敏提供


器官捐献协调员:背上背包随时出发

 

在深圳,现任器官捐献协调员有两名。高敏是其中一名协调员,同时是深圳第一名、也是全国第一位器官捐献协调员。这份工作没有工资没有回报,需要24小时的待命,出差是家常便饭,披星戴月的出入家门也很正常,她要面对的有死亡,也有新生;目睹的有一家人绝望哭泣送走亲人的悲痛,也有另一家人笑中带泪迎来亲人生命的重生。

 

初见高敏时在深圳市人民医院第一门诊部旁的献血站,高敏穿着红十字会发的T恤,白色T恤已经发黄有了破洞,这是她万能的衣服,任何场合、任何时候都有这件T恤的影子,还有蓝色牛仔裤、运动鞋,似乎随时背上背包就能出发。

 

协调员的工作很忙碌,随时都有潜在的捐献者联系她,她要随时解答、随时服务,因为不论对于捐献者还是移植等待者也好,每一秒都有可能是最后一秒。

协助遗体角膜捐献者李其发办理捐献手续。李其发罹患癌症不治,这是在他的爱人刚刚搭建的到处透风的石棉瓦房子里,他的爱人正用手机照明在寻找相关资料

深圳是全国第一个开始做器官捐献工作的城市,在1999年时已经有眼角膜的捐献,2000年时深圳开始做器官捐献的试点工作,献血站里会发放一些器官捐献相关的宣传小卡片,那时在献血站工作的高敏对器官捐献渐渐的有些了解。


2005年9月2日,在红十字会工作的高敏接到一位女士的电话,电话那头哭泣的女士告诉高敏,她的女儿车祸病重不治,作为母亲的她想捐献女儿的器官,不让女儿白白离开这个世界。于是中国第一例器官捐献诞生了,捐献者的名字叫金省。这是高敏协调的第一例器官捐献,从此她便踏上了做器官捐献协调员的道路。

 

国际惯例要求,器官组织捐献遵循“双盲”政策,即捐献方、受捐方对彼此信息不了解。因此器官捐献协调员在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工作中起着桥梁的作用,协调员可以见证、监督器官从获取到移植的实现整个过程。同时协调员可以同“潜在捐献者”的家属进行有效的沟通,降低家属对于亲人器官捐献的反对率。

全国第一例未成年人捐献母亲器官,男孩丁思成完成母亲最后心愿在办理手续。

中国器官捐献壁垒:“死后留全尸”的习俗影响

 

目前全国登记器官捐献志愿者超过65000人,中国的器官捐献率是亚洲第一,世界第二。可是,中国是14亿的人口大国。这些看起来非常庞大的数据,实际只是杯水车薪。供体资源的匮乏,使得大多数的患者不能接受器官移植而丧失器官功能,甚至死亡。

 

中国人受儒家传统观念的影响,认为“死后留有全尸”,捐献家属的遗体或者器官是大不孝的行为,起码是对死者的不敬。高敏遇到过不少这样的事情,曾有一位老爷爷愿意捐献器官和遗体,捐献资料已经填好并且到公证处公证过,老爷爷突然离世,老人的子女知道捐献器官的事情后强烈反对,虽然捐献资料已经公证过,但是是否捐献必须征得家属同意,所以捐献只能不了了之。

 

高敏的接触的人中,有的人不愿意捐献逝去亲人的器官和遗体,有的人则是有捐献意向,可是在艰难的心理斗争过程中,错失了捐献时机。

协助白衣天使王玉英办理身后捐献眼角膜的手续。王玉英女士因癌症晚期病重不治离世后,她的爱人和子女帮助她完成捐献意愿。

器官捐献的形成条件有严格的要求,脑死亡患者是器官捐献的主要来源,但是中国脑死亡尚未立法,脑死亡后捐献器官的相关法律法规并未出台,因此捐献者家属的意见是决定能否捐献的重要条件。家属是否能在承担巨大的悲痛后,做出捐献器官的决定将非常重要,这是无论对于捐献者还是移植等待者,每一秒都是最后一秒。

 

同时当患者家属愿意捐献患者器官后,专家团队、医院的配合都非常重要。

 

医院也会成为器官捐献阻力

 

高敏遇到过一次非常可惜的案例,患者因意外事故入院,没有救治可能,非常适合做器官捐献,同时家属全力支持捐献。

 

患者的母亲已经八十岁的高龄,当高敏告诉她女儿的器官可以救人时,老母亲毫不犹豫的就同意了。患者的女儿,因母亲事故刺激导致意外流产,即便如此,她也愿意捐献母亲的器官。而患者的丈夫,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农民,长年的劳作使十指全部变形,指头上是厚厚的茧子,按手印的时候没有指纹根本按不了。

 

在捐献过程中,患者所在医院不愿意提供手术室,不得已之下准备在手术车上完成捐献工作,可是医院要求手术车必须远离医院,开车远离后,手术车后还尾随了一辆小车,这种情况下医生无法进行手术,只能和家属协商准备转院。可当离广州还有二十公里的时候,患者停止了心跳。那时是凌晨四五点,患者的家属趴在手术车边流泪,请求医生抢救自己的母亲完成捐献工作,然而这一次送走的生命却不能再迎接其他生命的重生了。

在陪伴安慰器官捐献者郭光明的亲属。

 “那么大的一家医院怎么就容不了一次捐献呢,他对你医院没任何影响,不会有经济损失,这是家属行为,医院荣誉没有任何损失打击,为什么不能允许呢?”讲到这里,高敏的眼眶湿了,“这种事真的对我心理打击很大。器官捐献本来就是很难实现的行为,时间、地点都有严格的要求,他们不理解支持而去耽误,有时很难接受这种做法。”

 

2015年1月1日起,中国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供体来源,公民自愿捐献成为器官移植使用的唯一渠道。哈尔滨医科大学曾在国内开展器官捐献的可能性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公民对开展器官捐献的支持率为69.61%,公民对捐献器官的赞成率明显高于实际捐献率。在中国的器官捐献成功率并不高,西班牙作为世界器官捐献认同率最高的国家,器官捐献成功率在百万分之四十七,中国香港的成功率率在百万分之七点四,大陆的成功率是百万分之一点六三。

 

很多人愿意捐献器官,最后没有成功捐献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可能因为手续繁杂、联系不到协调员,也可能因为家属强烈反对只能不了了之,也有可能因为部门衔接原因而使时机错失。而那些躺在病床上等待救命器官的人,还在苦苦等待着,跟死神做最后的搏斗。


器官捐献,它是生命得以再生的载体,承受着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在这条路上,深圳是领头羊,如今却也有现实问题,器官捐献协调员人手严重不足、没有自己的器官获取组织、所有捐献器官都需转运至广州.....在器官捐献的道路上,深圳还有漫长而艰难的道路要走,这条路上每一秒都是最后一秒,承载着无数生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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