惩治“虐童”犯罪首先要攻克入罪难

南方法治报2017-11-29 20:00

最近,幼儿园“虐童”丑闻屡见报端。

有统计称,今年到现在已曝出多起的“虐童”事件,引发社会广泛担忧。对此,法律人士指出,部分幼儿园“虐童”恶行的蔓延,缘于对此类涉嫌犯罪行为的“轻饶”;而“轻饶”的背后,则是入罪难的司法实务症结,消弭了刑罚威慑效果的彰显。

关于刑罚对“虐童”恶行的严厉惩治,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应祭出虐待罪这一刑罚“利剑”。此前,虐待罪惩处的对象仅是家庭成员,因此对幼儿施以虐待暴行的教师无法适用该罪名,由此导致了不少施暴教师逃脱刑罚严惩。2015年11月1日施行的刑法修正案(九)扩大了虐待罪的适用范围,教师作为“对未成年人负有看护职责的人”被纳入适用对象,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针对施暴者进行刑罚制裁的困境,无疑彰显了立法的进步,值得充分肯定。

尽管立法的进步为刑罚惩治“虐童”犯罪奠定了坚实基础,但也应看到,适用虐待罪这一罪名惩治对幼儿施暴的教师,依然面临着入罪难的司法实务问题。根据刑法修正案(九)规定,施暴者只有达到“情节恶劣”的情形才能适用该罪名。在司法实践中,“情节恶劣”的具体标准究竟是什么?因司法机关各自的理解不同,往往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甚至莫衷一是。“情节恶劣”的具体标注不明晰,不但导致司法机关在法律适用上的困惑和司法标准的不统一,也导致了刑罚的威慑效果不彰。事实上,也正因如此,才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部分作恶者任性对幼儿施暴的嚣张。因此,完善法律,明确“虐童”犯罪的“情节恶劣”标准,也就成了首先需要攻克的司法实务难题。

实现善治最大公约数的基本前提是要有良法。判断法律是否属于良法,首要的标准之一就是法律要有可操作性。毕竟,一部法律的善意再满,如果不具备基本的操作性,那就必然陷入“老虎虽威猛,奈何缺了牙”的尴尬。

故此,对给幼儿施暴这种涉嫌犯罪行为,适用虐待罪惩治作恶者,通过立法或出台司法解释,明确虐待罪“情节恶劣”的具体标准,显然势在必行。

简言之,“虐童”是最罪恶和卑劣的违法犯罪行为,以虐待罪的刑罚“利剑”对其当头棒喝,是一个法治社会的应有之义。虐待罪刑罚威慑力的充分发挥,首先有赖于入罪标准的明晰。只有清除横亘在虐待罪适用面前的入罪难这个“拦路虎”,对幼儿任性施暴的作恶者,才不会成为刑罚的“漏网之鱼”,从而倒逼其心生“法严思善”的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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