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国强:说说我的绘画故事(上)

观点腾讯大粤网·艺术频道2016-10-14 1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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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国强:说说我的绘画故事(上)

2016年9月29日,签订欧盟条约的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市,博尼范登美术馆(Bonnefantenmuseum)将向艺术家蔡国强授予2016博尼范登当代艺术奖。两年一度的博尼范登奖自2000年成立以来,是荷兰最重要的国际当代艺术奖,包括五万欧元奖金、举办一次个展,并出版画册。《蔡国强:我的绘画故事》是艺术家在荷兰的首次个展。

长期以来,世界对蔡国强的关注更多在他的大规模室外爆破项目和视觉奇观装置作品,此次展览首度聚焦蔡国强的漫长绘画旅行。蔡国强亦为此撰写一万七千余字长文《说说我的绘画故事》,首次细数他数十年来纵横不同时空和深情的绘画人生,对自己和今天的绘画的思考和叩问,亦娓娓道来奶奶、父母、妻子和两个女儿等家人的生活和艺术创作。让人们看到一个艺术家的生涯中,家人是如何一代代伴随他、相互影响,感受一位画家人生旅程的细腻温情、辛酸艰难。

由于文章较长,分为上下两部分呈现。

题图:《有蘑菇云的世纪:为二十世纪作的计划》。Hiro Ihara 摄,蔡工作室提供

蔡国强:说说我的绘画故事(上)

《少年涂鸦:为欧盟25周年而作》,2016。火药,纸,138 x 214 cm。赵小意摄,蔡工作室提供

蔡国强:说说我的绘画故事(上)

蔡国强,卡塔尔,2016。蔡文悠摄,蔡工作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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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画像》,1983。油彩、帆布,40 x 31 cm。蔡工作室提供

这是关于我,还有我的亲人之间的绘画故事。我的画箱、颜料——这些年轻时代“好朋友”的点点滴滴;奶奶的擦脚布、父亲的火柴盒……今年6月父亲去世,按照家乡传统,我们应该把他留下的衣服和画具烧掉。我曾摇摆,是否留下一支他用纸卷的笔,自制的碳条,还有常用来擦去水墨画底稿的一束鹅毛。但我想,这些是他的“朋友”,应该让他带走……

一 、故乡泉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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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街景》,1981。油彩、纸,30.6 x 44.5 cm。吴达新摄,蔡工作室提供

泉州离北京很远,天高皇帝远。道教、佛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几乎世界所有宗教,与妈祖、关帝等本地信俗,在泉州和谐相处。泉州工艺很发达,造船、建庙、做佛像,石雕、陶瓷、木偶、剪纸、花灯,丰富多彩……但绘画是这些的基础。如果说有泉州特色的哪种绘画对我有影响,应该是磨漆画和玻璃画,这些也是工艺的一种,出现在家家户户的生活用品上。

我回忆不起泉州历史上出过什么了不起的画家,但这里确实有自己的文人追求,就是文人画。记得大家都在画画,很少有人“搞创作”。偶尔入选全国美展,就已经不得了,别说得奖了。但大家并不很羡慕和跟风创作;因为明白虽然绘画需要表现时代,但更要跨越它,才好玩,而这就关乎个人的情趣、天性,和小小的发明,画法或材料上的。那时候,泉州的文化馆职员、小学美术老师、剧团画布景的,大家都是市美术协会会员;好像到省美协才成为“美术家协会”,也就可称为“画家”;改革开放后才有了泉州画院。之前大家其实都是业余的,基本是自娱自乐,互相切磋,既本质又普遍,我想古代也差不多如此。后来到国外,发现大多这样,都是单干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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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姆斯柯依,《无名女郎》,1883。油彩、画布

父亲的朋友们都是热衷书法和国画的。让我受不了的是,现实那样艰苦动荡,但他们永远高赞祖先文明,喝着小酒,沉醉过去难以自拔……我认准不要跟他们一样,于是向家乡老师杨振荣学素描、做雕塑,也画水彩油画。我们这些搞西画的,虽然只能画着故乡,写生中国人,但也总能找到俄罗斯名作临摹,哪怕印刷很差。如克拉姆斯柯依的《无名女郎》(1883),坐在马车上,很高傲的表情,我临过几遍。亲戚结婚,送一张,他们都高兴死了。

说这些,是想说,家乡这个背景对我很好。多元开放、自由自在、个人主义、闲情逸致,有社会斗争风浪吹不大到的死角。

二、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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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2012。火药、纸,53.34 x101.6 cm。林淑雯摄,蔡工作室提供

我从小会画画,像我的小女儿一样。她不大问我怎么画;有时叫我找一支细笔,我就知道她现在要画眼睛了。

我的画画启蒙是奶奶清末的睡床。这是她结婚的床,叫“十八图眠床”,应该是挺高端的,奶奶很骄傲。我小时候跟她睡,睁眼就看到床围一圈十八幅描金磨漆画,各讲一段才子佳人的风流故事。奶奶的父亲是修造枪支的工厂老板,据说百发百中,黑白红道都要买他的账。奶奶虽不认字,但会穿针引线,能用缝纫机,也爱打扮,每天起来花很长时间梳头,在头发上抹木柴泡出的油,再插上花,用红绳子扎得很漂亮,去自由市场卖家乡渔村来的海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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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红虹(蔡国强妻子),《奶奶的床》。布面油画,46 x 48 cm。赵小意摄,蔡工作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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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国强和奶奶在讲故事,中国泉州,2011。吴红虹摄,蔡工作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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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爱柑(蔡国强奶奶),多张纸上作品,90年代末。蔡工作室提供

奶奶是我人生第一个粉丝和收藏家。她总说我父亲的画只合适给她烧饭起火用,而我以后会不得了,要我成功后别忘了感谢那些老师。她还自称是我的艺术老师。我开始用火药炸画,但不懂得掌握,常把画布烧破,家里穷,看着心疼。一次奶奶进门看到画布又烧起来,顺手拿起擦脚布一盖,火就灭了。确实是她教我,火不要光会点,还要会灭,灭火才是艺术家的功夫。奶奶90岁后才开始学写自己名字,也画鸡、画花……每画一张就挂起来,我像她,好表现。

我家附近小巷里有座小房子,里面有个尼姑。有尼姑就是庙,因为大家常去烧香,房子就需要一尊神像。于是我爬到龛上,在墙上画了个佛,一半临摹一半自编。奶奶可骄傲了,大家都说,这孩子肯定受神保佑,将来要大展鸿图。后来这座小庙失火,我们赶到时房子都没了,只剩塌下的屋顶一点烟在冒,熏黑的残墙裸露出来,佛像不见踪影。闻到香味,因为老尼姑烧焦了。有时我想,也许她就想和庙一起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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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湖,泉州》,1978。水彩、纸,19.2 x 23.8cm。吴达新摄,蔡工作室提供

小学里我是明星,开口闭口毛主席语录,编造学习毛泽东思想的体会,被当成优秀孩子去别的学校讲演,很会搞这套。画画也勤快,学校黑板报都是我负责,在家也练习,但都是临摹工农兵画报。主要画画工具就是学校的粉笔,也用蜡笔、固体水彩颜料和铅笔,那时还不知道素描有专用铅笔,而且很多型号,别人线条那么粗黑,是用了5B、6B铅笔。我还是会对画报有所改造,大批判的动作下,一会儿画美国、一会儿换苏联。也画毛泽东,但父亲很担心,说我自己看着像,其实不像,会被抓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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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肖像》,70年代。油彩、帆布,34 x 30.5 cm。Ron Amstutz 摄,蔡工作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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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国强的父亲蔡瑞钦写书法,摄于70年代。蔡工作室提供

父亲爱书,曾当过古籍书店经理,50年代建国初期是非常好的差事。很多人拿旧社会的古旧书来店里当废品卖掉,我父亲常用工资买下古代字帖。后来“文革”时我帮他在家里悄悄烧了几夜书,之后发现乡下还藏了一些。

父亲最爱书法。家里有块方砖,缺个角,是开元寺和尚送的,七八十公分大,八九公分厚,有点弯,被父亲当成桌面,大笔蘸水在砖上练字,写完就干。如果用墨写在纸上,哪怕用报纸,当时每份也就三四页,不够写,更别说白纸。他最开心的就是新年时买很多红纸写春联,邻居都来要,他是有名的春联好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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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瑞钦(蔡国强父亲),《无题》(火柴盒画),年份不明。蔡工作室提供

说到父亲,总绕不过这样的记忆。小时候我常被叫去坐他腿上给他卷纸烟。他边抽两口,边在火柴盒上用钢笔画山水。火柴盒上的山水重峦叠嶂,海上千帆竞发、海鸥拂空。有时单个火柴盒自成一幅,有时几个串成一幅小长卷。我问他,你画的是哪;他总说,是家乡。每年清明节给爷爷扫墓都会回家乡,后来意识到父亲火柴盒渲染的家乡跟实际天差地别。那是泉州海边的小渔村,爷爷葬在大榕树下,后面确实有山,但只是个小山包,更别说父亲画的那些松树、瀑布;前面确实有港口,但只是小海湾上几户人家和小船,再加几只海鸥。艺术路上我才慢慢理解父亲,那是他家国情怀的表现。画画是写心写意,方寸之间,天涯万里。火柴盒虽小,情感和世界却既深又大。再后来又意识到,父亲的火柴盒还让我在世界点火……

记忆中,一直有当地的文人骚客来家里和父亲读书、画画、写字,还带小酒来,用奶奶的海鲜小炒。在那个贫困的年代,我父亲是这样的人。我家成了文化沙龙,我就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

三、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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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画室》,70年代。油彩、帆布,29.5x 35 cm。蔡灿煌摄,蔡工作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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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砖瓦厂外》,70年代。油彩、纸板,19.5 x 27 cm 蔡工作室提供

父亲开始叫我练我们的家宝“宋拓多宝塔碑字帖”,所以年轻时我比较欣赏胖胖的字。但永远都只写头几个字就练不下去。随着小学毕业,进入逆反期,开始对社会制度和父亲口中的伟大时代产生怀疑和对抗。

“文化大革命”开始,停课闹革命。我应该还是小学三年级,以为自己懂了不少字,可以看很多书,常被父亲笑。初一下半年,开始逃课去钓鱼游泳和练拳,以为这样就不受这个社会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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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取威虎山”气氛图》,1976。水粉、纸,17.2 x 26.2 cm bonnefantenmuseum maastricht提供

1971年我考上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当演员。开始两三年几乎断了画画。但我很反感当演员跑龙套,对革命样板戏也不够有激情;开始又瘦又小,后来猛地又瘦又高,只能演些反派角色。逐渐向领导要求去帮我父亲的朋友、剧团的舞美设计陈逸亭画布景、调颜色、打底稿。我受他影响很多,搞美术的还坚持练武,又打沙袋又拉提琴;给自己安排功课表,从早到晚满满的,从晨起环城跑步,直到黄昏在隔壁院子练举重,河里游泳,晚上找朋友海聊,日复一日。

画布景是很重要的转折,我可以去为剧团买颜料了。国营的百货商店里有“文具柜台”,主要针对学生。如果是专业的人买整箱布景颜料,或需要各种型号的大笔,要提前订货,约好时间去拿;我就经常骑自行车去看看来了没有,东西多了还要雇三轮车拉回剧团。这些颜料是粉,要自己泡才能画,都是上海美术用品厂的。

每次买布景颜料,我都争取不要超过比如一百块,因为太多就容易被查账。画背景时尽量节约,山石都画很薄,再撒些色点,显得丰富有质感,省下的钱买自己的画画用品。柜台的服务员也尽量睁一眼闭一眼帮忙造发票。我的老师也一样,他画国画和水彩的所有画具都从布景里来,做布景报预算都说要好几百块。被人怀疑有问题,我们就反问,平时不练习,怎么画布景?就这样,我水彩水粉一直画到76、7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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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茶花》,1982。油彩、纸板,31 x 26 cm bonnefantenmuseum maastricht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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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鱼场》,70年代。油彩、纸板,18.5 x 26 cm bonnefantenmuseum maastricht提供

当时油画颜料又少又贵,也是上海美术用品厂的,偶尔碰到天津的更难得。颜料大家都互相挤着用,谁有一支很好又难得的颜料,比如紫罗兰色,大家都想去向他要一点试试。我开始画油画时,因为白色用得多,就自己做,立德粉加亚麻油拌,但不靠谱,不容易干,还会发黄。画布买不起也买不到,就用木工骨胶烧开刷在各种包装纸盒上,干透就不吸油了。再高级一点就是在纸板上裱医用口罩纱布,用胶贴在纸板上,滚筒滚平,再用立德粉涂一遍,仿佛是油画布,听笔在上面的“嚓嚓”声很爽。还整天钉木头内框外框,做工匠活。开始意识到油画是很烧钱的啊。

毛泽东去世,“文革”结束,市文化局也慢慢有所松动,在新华书店隔壁租一个小房子,专门卖美术用品。承包人叫吴泰山,是父亲的朋友,自己画国画,特别擅长鸡冠花,算下海经商艺术家的先行者。我当然从此只向他买颜料,发票也都开成舞台用的,油画颜料就写“布景用水粉”。后来连我练武术的剑,他也帮忙做手脚。

最大问题是我拿了他一个上海造的油画箱。他似乎要被人查账,应该泉州画画找他这样做的很多,就容易出问题。记得他主持这个店后,我们这帮人吃饭喝酒好像都是他买单。终于有一天,他说要来拿回画箱;我们赶快擦洗干净准备好,也没太奇怪,因为画箱很贵。他把画箱放在自行车后座,没走多远又折回来说,你们还是留着用吧。第二天听说他一夜没睡,天蒙蒙亮时投在自家水井自杀了。我们吓坏了,也难过死了。想来想去,他一个画画的,热心支持大家,不懂经营,也不会做账,一碰要查账,爱面子,看不到出路,一死了之……他出葬时,我奶奶在路边摆了一桌酒菜送他。走到这里,他的家人都停下向祭台跪拜。这样的事在我们家乡通常是结拜兄弟才做的。一个画画的少年走到今天多不容易,有那么多教你爱你的人,也有那些令人心碎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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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国强参观美院“黑白画室”,北京,2010 蔡国强摄,蔡工作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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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人小孩画大卫》 (影像装置),意大利卡拉拉米开朗琪罗石窟,2010。录像投影。Valerio Brambilla摄

我也从画石膏像开始。石膏像最早被人从法国带回,很快传遍全中国,翻模再翻模,翻到已经很模糊,但泉州还没的卖,要去省会福州买,坐四五小时长途汽车回来,一路抱石膏像在怀里怕震坏。后来也画过几张大卫。2010年我还做了《千人小孩画大卫》项目,拍了北京上千名年轻中国学生素描大卫石膏像的场景,投影在意大利卡拉拉的米开朗基罗石窟的岩壁上。这面诞生大卫石雕的岩壁上,大卫回来了,月光下,无数只手拿着铅笔,“沙沙沙”画大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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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赐恩寺日出》,70年代。油彩、纸板,25 x 33.5 cm Ron Amstutz摄, 蔡工作室提供

我是很小就有画室的人,一个人霸占了家里的两个房间。虽然也写生人像,但相比人物画常被用于政府要求的主题性创作,风景有更多的个人表现空间。所以我更爱画风景,尤其是家乡。母亲在河边洗衣服,我就在岸上画画;黎明前,母亲悄悄去山里的寺庙祭拜,我就在外面写生阳光出现的第一刻。剧团经常上山下乡演出,我就跟着写生到高山大海;有些乡下没路,要把布景用船运去,我就坐在船头写生,在河水里洗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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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国强母亲万玉燕在泉州关帝庙求签,2015 蔡工作室提供

母亲不像奶奶那样活跃和接受新生事物。几十年来,她已习惯被人说,你儿子这么厉害,你怎么生的啊!她总是回答,平安最好、健康最好。今年新年前后,我几趟旅行都出意外。直到一月去博尼范登美术馆,竟然到了机场找不到护照。待到十万火急重办了护照和签证,飞机落地,又碰上暴风雪堵在路上。妈妈赶紧去泉州最灵的关帝庙抽签,是“上上签”,意思是好事挡也挡不住。是呀!毕竟是为了拿奖的事。这次我把她求签的照片和签文一起展出。妈妈代表着我走遍天涯,来自家乡的保佑从未离开。

1978年春天,《法国十九世纪农村风景画》展览到上海,我和同乡好友王明胜一起去看。他和弟弟王明贤(如今是中国著名策展人和评论家)都是很有名的画画孩子,常在泉州路旁搭台表演画老鼠,两人都参加世界儿童展览上百次,经常得奖。我们免费搭运煤火车去上海,代价是车一停,就要给煤浇水,因为车厢没盖,浇水后煤才不会被吹掉。那是我第一次离开福建,更是第一次亲眼看到外国人作品,莫奈、毕沙罗、柯罗,还有一点野兽派。虽然是写实为主,但明确体会到画家风格真的不同,有各自的挑战和精彩。自费出省观展,在泉州还引起小小轰动,回去后也开始喜欢说外国人的名字。而那以前主流上更多介绍的是列宾、列维坦等苏俄画家。小时候我模仿列维坦《有磨坊的风景》,写生家里附近的池塘,黄昏里,水光粼粼,四周静寂……后来我每次去莫斯科都会去看看原作,也是一次次和当年的自己相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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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河夕阳》,70年代。油彩、纸板,19.3 x 27 cm Ron Amstutz摄, 蔡工作室提供

马克西莫夫是我绘画路上绕不过的故事。1955-57年他被苏联政府派到中国,在北京中央美院举办“马克西莫夫训练班”,离开中国回苏联那年我出生。不只“马训班”学员,我、我们几代人都多多少少受教于他。十几年前我在阿姆斯特丹一个画廊与他的一幅小画相遇,之后共收藏他260余件油画、素描、水彩、水墨,这和《威尼斯收租院》等一样,是我以艺术史等等为题材创作的计划之一。当然,这不仅是题材,也是我艺术人生的一部分。特别是收藏老马的作品,就像收拾自己的回忆,是两个不同时代艺术家命运的对话,尤其是同样出生于社会主义国家的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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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1982。油彩、帆布,78.5x 49.5 cm。Ron Amstutz摄,蔡工作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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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国强追随格列柯的足迹,西班牙托雷多,2009 蔡工作室提供

但不知道为什么,我从小最崇敬的艺术家却是格列柯。是因为我信风水的家乡跟他的神秘色彩相近?或是他画里孤傲的个性存在?09年我特意带女儿从希腊他出生的克里特岛,经威尼斯、马德里,到他逝去的托雷多。我去找他画过的地方,看他眼睛都看到什么。那时候理解了,我从故乡到上海,再到东京、纽约,冥冥之中走过了一条和他相仿的艺术行旅。

四、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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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画像(大学时代)》,80年代初。油彩、帆布,55 x 50 cm Ron Amstutz摄, 蔡工作室提供

我从小画画就有点感染力,画得也比一般人更有情调。后来在剧团画布景,布景设计图叫“舞台气氛图”,让我很会渲染。也很会找景,常有人要跟我一起出去画画,因为他们喜欢我找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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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婚妻肖像》,1984。油彩、帆布,70 x90 cm。佳士得提供

和红虹认识时,她十七岁,我二十一岁,相比非常老奸巨猾,在江湖里混很久的样子,可我还没恋爱过。剧团有人跟我讲,有个画画的女孩子想跟我一起结伴写生,我第一反应是拒绝。感觉自己以后要走遍天下、大风大浪的人,不能在家乡被这种事绊住。可是过一阶段我又忍不住问,你说的那个小女孩还在画画吗?人家就说:你不是不感兴趣,怎么又关心起来?要就带来给你看看,这女孩可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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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国强出演电影《小城春秋》,1978。蔡工作室提供

见面那天我在三楼光身子打沙袋。其实到今天,我除了没打沙袋,其他各种习惯跟以前都差不多。我从小就这样。音乐要学自己一人能做的,于是拉小提琴;体育选武术,因为其他项目,比如打球,都要有伴。后来我慢慢体会到,这些都是为我当画家做的准备。因为画家是孤独的,一个人,像匹狼。之前我练过的沙袋上都是血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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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国强和未来的妻子吴红虹在泉州,70年代末。蔡工作室提供

楼下有人喊:蔡国强!我从楼上阳台看下去,红虹从楼下抬头斜着看我。这下就成了。很快我去向她父亲“求婚”,让红虹跟我一起漂泊,他问,画画怎么生存呢。说得确实对。没想到岳父晚年自己画得不可开交。红虹兄弟六人,我这边四个,从一开始这群人全上阵,成为我们最早的团队。后来红虹弟弟吴达新成了艺术家。我的小妹当美术老师,弟弟国盛成立了制作公司,专门为我在世界上天马行空的实施奋斗,最近他为我烧制的火药陶瓷板《春夏秋冬》大获好评,但紧接着他烧我要的巨形陶瓷《七头龙》,却一次次破裂,还在挫折中。

红虹跟我不一样,开始学画的基础是书法和工笔。也是我们剧团陈逸亭的学生,陈老师很会琴棋书画,一手好字。红虹跟我在一起后,更多画石膏、水彩和油画,变得海阔天空了。我什么都会吹,毕加索、西方绘画,哲学、科学,尤其政治……是我们当地著名的文艺青年,还拍过武打片,什么事都干。那时我开始追求五花八门的艺术风格,印象派、点彩派,梵高、康定斯基,表现主义,当然苏派的风格也还在画。我的画室也成了红虹的画室。我们家有很好的艺术氛围,院里养着鸡、种着花,每年梅花树都开得很艳,吸引不同年纪的画家来一起画画,泡茶聊天。当时找模特不容易,但我很会说服人,邻居尤其是剧团的漂亮女孩都会让我画,画画的都来蹭。记得我的一个女孩子亲戚叫“阿丽”,很乖,从乡下来给我画画。开始还不知道她屁股生了脓包,直到发烧去医院;因为我画了古典风格,让她坐着被画了好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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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村一角》,1980。油画、纸板,20 x 21.5 cm。吴达新摄, 蔡工作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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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水坑》,70年代。油彩、纸板,19.5 x 26 cm。Ron Amstutz摄, 蔡工作室提供

我的大学是去上海戏剧学院进修舞台美术设计,这是顺着我在泉州的职业。旁听生身份有一点不好,是要选一科不读,我选了英语,就造成现在的英文状态。优点是带着工资,还可以和老师享受一样的图书馆,看到外国杂志和书籍,包括日本、香港的美术杂志,甚至“文革”前的一些书。后来教务处告诉我,如果大学三年级转为正式生,毕业时就能拿到学位;但要泉州剧团领导给上戏写信,同意我转正,意味着毕业后不回剧团,而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可是剧团过去每月给我工资,还有一年两次来回旅费,如果白白放我走,损失很大。所以终究没拿成毕业证书和文凭。上戏常说,我是学到了东西,没拿到证书。几年后,他们向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申请,给我一个名誉博士学位;还说,尽管这已经对我没多大意义了……我感到,虽然是“名誉”,但还是荣誉。

蔡国强:说说我的绘画故事(上)

蔡国强在上海戏剧学院的人体课上,1983。蔡工作室提供

之后回到泉州,可上海四年已让我换了一个思想境界。那是思想很活跃的时代,听许多西方哲学、美学讲座,每晚还去黄浦区搏击队训练。虽然我课上认认真真打绘画基础,画得保守,但比我年轻的同学们,都已经叫我大师,常对我作品开玩笑:“太大师了,很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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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诗人》,1984。油彩、帆布,75 x 65 cm。赵小意摄,蔡工作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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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1983。水粉、纸板,39.4 x 45.6 cm。吴达新摄, 蔡工作室提供

蔡国强:说说我的绘画故事(上)

《上海教堂》,1983。油彩、帆布,63 x 55 cm。蔡工作室提供

上海有很多画家,尤其是西画。除了老一代留法留日的,之后都是受苏联影响,我的上戏老师周本义就是苏联列宾美院毕业。上海好像西方文化的一个真实存在,梧桐树、外滩、白渡桥、各种教堂……我看很多电影,戏剧训练也吸收各种流派,形式主义、结构主义……戏剧是多媒体、跨领域的,当时设计课就已经主要在想点子和如何做出来,已经会在演员的后面投影,和他们互动。这些都对我艺术的成长很重要。虽然舞台设计训练和当代艺术不完全是一回事,但相比美院学生还在传统水墨画和苏联式的绘画里训练,这里的教育确实为一个当代艺术家打下难得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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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红虹,《青藏高原》,1983。油彩、帆布,36 x 40 cm。赵小意摄,蔡工作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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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红虹,《哈萨克男人》,1983。油彩、帆布,40 x 36.5 cm。蔡工作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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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写生》,1983。油彩、帆布,61.2 x 45.6 cm。吴达新摄, 蔡工作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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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炊烟》,1983。油彩、帆布,34.3 x 38.1 cm。马小荔摄, 蔡工作室提供

大学期间暑假我都和红虹到处旅行,美其名曰考察,花掉了母亲准备给我结婚的费用。我是带弟妹们去做证人,向母亲保证再也不会来要钱。我知道自己很快要离开中国,赶紧向祖先借些力,更好地理解大自然——青藏高原、黄河流域、丝绸之路……一路写生,也写日记,感到这些东西到外国不会没用。我和红虹两人去伊犁,一共只有九十块钱。先从上海乘两天火车到乌鲁木齐,到伊犁还要坐两三天的长途汽车。钱主要花在交通上。一路吃住,停短的就睡车站,停长的,就靠前一站有人介绍后一站的熟人照应,一路被“接待”下去。实在断顿了,就问当地孩子他们学校的美术老师家在哪,直接找上门去,一般都会被热情招待,还拉亲朋好友来让我们画,陪我们去好景写生。他们也喜欢听我们说外面的世界,看我们送的美术作品图片。四处颠簸,最辛苦的是红虹。有一次在吐鲁番戈壁沙漠,一个约十岁的男孩赶着马车,红虹在晃晃悠悠的车里睡着,梦里还喊着“煎包、煎包”……红虹画画感性率真,色感好,用笔自然泼辣,比我有才气。相比之下,我画画还是想太多。

蔡国强:说说我的绘画故事(上)

《母与子》局部,80年代初。油彩、帆布,尺寸不详。蔡工作室提供

蔡国强:说说我的绘画故事(上)

蔡国强在和上海戏剧学院老师胡项城合作的《有龙凤的船》作品前,1985。蔡工作室提供

在学校时我还跟老师胡项城一起合作。我们主流展览难进入,就参加一些有个性能打擦边球的,比如青年美展、体育美展,但就是这样,还只能入选上海,就被刷下来,北京都送不到。我们合作的体育美展作品:一座大雪山,画面上有个望远镜放大的圈,看得见雪山上一根冰镐钩在冰壁上,连着一根断绳,近处雪地上一串脚印,表现体育的牺牲,最后人家说这样子不太好。另一张画,我自己画的,参加福建体育美展:一个矮小的妈妈,旁边站一个壮大的举重运动员儿子,叫《母与子》,他们肯定感到有点搞笑,也只入选省展。还有一张也是和胡老师合作的,叫《有龙凤的船》:太空里几个宇航员向一艘长得像龙舟的太空船漂去;因为当时中国开始热衷人造卫星,我们也想拿这个题材碰碰运气。这些作品大多没留下,可手法都相对新颖,比如太空浩瀚的蓝色,就是用吹风机吹出来的……

蔡国强:说说我的绘画故事(上)

《台风》,1985。油彩、帆布,78 x 100 cm。蔡工作室提供

蔡国强:说说我的绘画故事(上)

蔡国强在泉州家中创作火药画,1985。蔡工作室提供

蔡国强:说说我的绘画故事(上)

《楚霸王》,1985。火药、油彩、帆布,155 x 150 cm。Hiro Ihara摄,蔡工作室提供

我一直坚持个人探索,新潮艺术蓬勃发展里,我不积极参加群体画派,不会参加用艺术推动民主的活动,当然也不是体制内为政府创作的画家。一个人用吹风机吹颜料,把油画烟熏火烧,追求自然力量,减少自己对画面的控制。当感到火烧风吹都还太控制,就想到火药。开始是把画布挂在墙上,用小火箭打去,但都烧破,什么都不是。就把小火箭剥开,取出火药,画面上撒一个形状,用香点燃。这样要买很多小火箭,太花钱。刚好家附近很多孩子做鞭炮,他们可以给我一点,后来又介绍我去鞭炮厂买火药。长途客车上大家都在抽烟,我很紧张,几公斤火药紧紧抱在胸前,因为从小就知道火药会死人。表哥兄弟在地上捡了一堆除夕夜未炸的迎春鞭炮,再把药粉装满一小瓶,插上导火线点火,本想扔一个响亮吓人,未料在弟弟手上炸开,掉了三个指头,一块玻璃碎块扎进哥哥的脖子,死了!

中国阶段对火药的使用,主要还是小孩玩具烟花里的鞭炮药,威力不大,所以作品里永远只能做一个个图形,也向军队要过一些枪药。火药是到了日本才产生巨大的变化。

本文转自理想国imaginist(lixiangguo2013),由理想国imaginist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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