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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常死亡?死因庭负责把真相查个水落石出

2012年08月02日09:05南方都市报[微博]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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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常死亡?死因庭负责把真相查个水落石出

  (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2010年,菲律宾人质事件后,香港死因庭耗时28天,传召多位证人研讯被杀人质死因。

非正常死亡?死因庭负责把真相查个水落石出

  香港死因裁判法庭位于东区法院大楼,对非正常死亡事件负责研讯,裁决死因。而调查政府看管下的死亡事件时,更要有公众陪审团的参与。

  在香港,发生了非正常死亡案件,除了被TVB过分渲染的重案组、法证组、法医官等部门要参与外,还有一个被大家忽视的机构———死因裁判庭,每逢有死者的亲人或律政司觉得死者的死因有可疑,就可以向死因庭要求裁判,以查明死者的死因。此外,当死者的致死原因不清晰时,也会由死因庭裁决死者的死因。一些受政府看管的人士在看管期间内死亡,政府需要对大众交代,所以死因庭也要为其死因做出裁决,并且必须要有公众陪审团的参与。

  天水围灭门案曾被搬上银幕,但观众或不知,死因庭为此耗时13天查明死因

  2004年4月11日发生天水围灭门案,事缘受虐妻子金淑英从内地到香港与丈夫李柏森及一对女儿团聚。不久,她的丈夫就扬言要杀死她和一对女儿。她多次寻求居住地社工协助、入住庇护中心,并曾经要求警方保护,但都没能引起足够的重视,最终还是酿成一家四口死亡的悲剧。这个故事被许鞍华改编成电影《天水围的夜与雾》,很多观众记住了那赤裸裸、血淋淋的悲情一刀,残酷、冷情……

  李柏森行凶后自残并报警讹称被妻子斩伤,他本人也于12日后因伤势过重而失救。这个过程在电影的叙事中交代得自然而然,但在现实中,却需要死因裁判法庭费尽周折还原真相。

  2005年8、9月期间,香港死因法庭历经13天的审讯、4个半小时的商议,陪审团最终达成一致裁决。裁定:男死者死于自杀,他的妻子和一对女儿则死于非法被杀,即李柏森杀死金淑英3母女后自杀。在做出裁决的同时,陪审团针对警方、社署和志愿团体提出12项建议,防止惨剧重演。而社署委任的小组,还提出多项建议(包括整合社会资源,利用警队、教统局、区议会等网络等),要求相关机构加强前线人员警觉性和敏感度,对社工提供家庭暴力及法律方面的培训。并立即开始着手实行。

  对于多数内地的读者而言,死因裁判法庭无疑是一个非常陌生的制度。究竟何谓死因裁判法庭,它在香港的法制中处于何种地位,有着何种职能及其工作流程为何,可以说颇有几分神秘感。(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任何死亡事件相关责任人必须立刻向死因庭报告情况,否则会被定罪判刑

  所谓的死因裁判法庭(Coroner‘sCourt),简称死因庭,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一个特别法庭,其负责就若干类死亡个案展开研讯,确定死因及肇事情况。香港的这一制度其实是沿袭了原来英国的制度。作为一项特殊的司法制度也被那些曾经受普通法统治、影响的国家和地区,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所沿袭。时至今日,其主要的功能为确定非正常死亡案件中的死亡原因。

  香港的死因裁判法庭审理各类非正常情况下死亡事件,如:突然死亡、因意外或暴力事件而死亡,或在可疑情况下死亡,以判明死亡的性质和原因。根据香港现行法例规定,共有20种死亡案件需要报死因裁判官处理。其中包括:死亡原因不明、意外或受伤所导致的死亡、在官方机构看管下死去(如在狱中或羁留中心死亡)、胎儿死亡、产妇死亡、自杀身亡,以及受虐待、饥饿、疏忽导致死亡等。

  现行法例同时还规定了报告的责任人,当获悉死亡事故时,任何有责任呈报死亡案件的人士均应尽速向死因裁判官报告。“这里所指的报告责任人不是死者的家属,而是死亡事件的相关责任人,比如医生要为死者切除部分器官,在手术前医生必须报死因裁判官并获得同意。医生为病人做手术,一旦手术中或手术后出现死亡事故则必须及时向死因裁判官报告。同样的,在警方看管期间发生的死亡事件应由警方向死因裁判官报告。”香港当值律师服务之法律谘询中心的律师介绍。

  “有义务报告的责任人,在指明的特定情况下,知悉有须要报告的死亡案件发生,则须在知悉该宗死亡案件后,在合理的切实可行范围内尽快将该宗死亡案件报告。”该律师表示,这也是香港法律明确规定的,否则就是犯法。“除另有规定外,任何人如没有履行他的责任,即属犯罪,一经定罪,可处第1级罚款及监禁14日。”也就是说,如果有义务报告的责任人不履行报告的责任,一经发现即将被定罪判刑。法律如此细腻的规定,防止了死亡事件发生后无人过问,不了了之的可能。也让当事人家属有充分理由不去担心亲人会死得不明不白。

  研讯官方看管下的死亡事件,必须有公众陪审团参与,不满死因裁决,家属可要求重审

  “非正常死亡案件发生,收到有义务报告责任人的报告后,死因裁判程序就开始启动。”法律谘询中心律师表示,如果死因裁判官决定调查一宗须呈报的死亡事件,则由警方进行调查,然后向死因裁判官提交死亡调查报告。死因裁判官研究报告后,便决定应否开庭研讯,或征求专家的意见。死因裁判官亦可发出手令,授权有关人员进入并搜查任何曾发生死亡事件的处所和地方。(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研讯时,死因裁判官及陪审团要确定死者的身份,死者是如何、何时、在何处死亡。研讯程序以下列方式进行:死因裁判官展开研讯、传召证人出庭作证,由死因裁判法庭主任或政府律师、陪审团、死者家属、其他有利害关系人士及死因裁判官分别讯问,再由死因裁判官总结该案。最后,死因裁判官或陪审团宣读裁断。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死因裁判法庭既可以是由死因裁判官组成的独任法庭,也可以是由死因裁判官会同由五人公众陪审团组成,但对于发生在官方看管下的死亡研讯则必须有陪审团的参与。

  在做出法庭裁断的同时,为防止类似死亡事故再发生,法庭还会将有关改善此类问题、避免同种问题发生的建议记载在裁断书内。例如:该案件如果是由于工业意外引起的,裁判官就将在裁断书中提醒厂方采取适当行动,填补工作流程的漏洞,或改进操作方法,避免再发生类似的致命意外。

  研讯中如果发现死亡事件涉及到谋杀、误杀、杀婴或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等刑事罪行,死因裁判官将会中止有关死因的研讯,并将此事转送律政司司长处理,这也就意味着有关此例事件将引起刑事诉讼程序。在刑事诉讼程序终结前,有关死因的研讯不能重新展开。

  当然,在整个不明原因死亡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死者家属是可以提出异议的。例如:经过调查,如果死因裁判官做出不研讯决定,此时死者家属可以以有适当利害关系人士的身份向高等法院原讼法庭申请展开死因研讯。如果研讯已完结,也可以要求就同一案件重新研讯。也就是对死因裁判的结果提出上诉。另外,律政司司长也可以向高等法院原讼法庭申请展开死因研讯。如果研讯已完结,也可以要求就同一案件重新研讯。曾担任首次研讯的陪审团,应当再度出任重开研讯的陪审员。

  即便家属不同意,死因庭也有强制确认死因的权力,避免死亡真相被遮蔽

  “就死因裁判法庭在司法体系中的地位而言,虽然它无论从产生与发展的历史来看,抑或是从其职能来看,都属于香港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但是,它与我们所指称的其他法庭存在着明显不同,死因裁判法庭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法庭,仅处理死亡的事实问题,这一点早在英国的《大宪章》中就已经作了明确的区分,在香港也是如此。”法律谘询中心律师介绍。

  何谓仅处理死亡的事实问题?换句话说,死因庭的权限只在于裁决死者的死因,包括死者是如何、何时和在何处死亡,一切与查明死因无关的内容,例如:嫌凶的行凶动机、法律责任与医疗失误等,都不会是死因庭的结论。“八·二三”菲律宾马尼拉人质事件的死因裁判官陈碧桥曾强调,死因庭将查清死者死因及其他相关情况,会就死因作概要,但死因庭权力有限,不会处理民事过失或民事责任。

  至于死因裁判法庭的职能,顾名思义,当然是对死因进行研讯;正如此前所指出的,这也是死因裁判法庭最为重要的职能之一。此外还有下述职能:做出防止同类死亡事件再发生的建议;使一些新的危害生命因素及早被发现;揭发被忽视的罪行。

  不过,除了该类职能之外,香港高等法院的死因裁判法庭主要职责尚有:发出埋葬或者火葬命令、批准免将尸体剖验、发出检掘遗骸命令和将尸体运出香港的命令、命令警方就个案进行调查、批准切除及使用死者部分器官及签发死亡事实证明书等。

  死因裁判官的意见是具有强制性的。如果病理学家建议剖验尸体,而死者家属申请豁免,死因裁判官将于内庭会见家属,以便决定是否发出尸体剖验命令或批准免将尸体剖验。2003年7月10日,发生在香港的屯门公路九巴惨剧中,6至7名死者亲属不满法医官解剖尸体,对死者无法留“全尸”入土为安提出强烈抗议。家属认为:死者既然明显是因车祸从山坡堕下死亡,法医官坚持剖尸不合理。“人人都知我妹妹是因车祸跌死的,为什么还要剖尸?”然而,最终究竟是否剖验,决定权在死因裁判庭。其原因是:死因裁判官面对一些可疑或涉公众利益的死亡案件时,可要求法医官剖验死者以调查死亡原因,家属反对也无效。容许强行验尸的目的是要把一些可疑(如涉嫌谋杀)的死亡案查个水落石出。

  由地位超然的死因庭调查官方看管下的死亡事件,更能得到各方当事人的接受和信任

  正是基于前述死因裁判法庭所具有的优点,一些学者才试图将其引介到内地。尤其是在最近几年,频频传出在官方看管下,如发生在监狱、看守所的非正常死亡事件,除其可能存在权力滥用之外,事后调查程序本身的不完善、不透明,尤其是在许多情形下的“自侦自鉴”,减损了当事人及其亲属获得充分有效的救济的可能性。

  “死因庭的存在凸显的是现代司法和法治的价值追求。”法律谘询中心律师认为,独立和专业是保证这种价值的前提,“由于死因裁判法庭是一个相对中立和超脱的机构,其与案件本身不存在利害关系,故其所做出的决定会更为客观、公正,当然也就更能得到各方当事人的接受和信任,也有利于保障和维护政府和法律的权威。特别是对在官方看管下的死亡的调查更是如此。”

  香港退休法医官蒙海强曾参与了许多“大案”,比如香港第一宗凭科学鉴证定罪的谋杀案“跑马地纸盒藏尸案”、一连串浴室一氧化碳中毒死亡事故(促进了浴室热水炉革新)、嘉利大厦大火40多具尸体的身份确认。他强调,在官方看管下的死亡调查是“一定”先假设“他杀”而进行的,但这样的调查一定要有两个条件,一要科学,二要客观,不可有主观成分,也要充分尊重被调查的官方提供的资料。

  此外,法律谘询中心律师也从专业角度分析这种制度的优势:由死因裁判法庭先查明死因,从而区分案件的类型进而决定如何处理,如是否需要进一步对死亡展开刑事侦查程序,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

  不过,应当指出的是,一个制度的产生与发展本身是有其特殊的历史、文化和政治背景的,死因裁判法庭作为一项普通法制度也不例外。曾在“天水围灭门案”中担任出庭律师的庄耀洸便指出,“天水围灭门案”死因真相得以水落石出,除了死因法庭的功劳外,还需要大量社工、民间团体的支持。(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采写:南都记者赵崇强

  图片: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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